摘 要：城市品质是城市满足人的需要的固有禀赋总和，在吸引人才集聚、激发人才创造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我国49个头部城市的特征数据，对高学历并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科技与文化创新人才的城市品质偏好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对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显著，城市层次越高、区域首位度越强就越能吸引更多、更高学历、来自更远距离的创新人才；经济水平、社会包容性、环境舒适性以及创新支持网络等城市品质要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短期停留相比，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创新人才会更为重视城市包容性和舒适性因素，而对经济因素的要求趋于降低。这表明，引、育、用、留创新人才，在经济支持之外，需要更加长远地考量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思想碰撞的创新网络等方面对人才的吸引和激励效应。
关键词：城市品质；创新人才；人才偏好；人口流动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新。在创造力研究领域，多数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的创造活力是个体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既受到个体禀赋和潜质的内在影响，同时也深受外部环境特征的激发或抑制。恰如一句西方俗语所言：“天才无处不在，机会却常非如此”。人类历史上耀眼的创新创造、科学巨匠和文化名家从来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普天之下，而是集聚在经济繁荣、文明开化、社会包容的少数区域。更进一步而言，科技与人才往往集中涌现于城市。英国著名地理与规划学家霍尔（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化诞生的摇篮，是历史的长河中持续点燃人类智慧和想象力圣火的地方。他通过考察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5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维也纳、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以及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发展变迁发现，创新之城属于时代，却也具备若干共性：在相对规模上，均是所属时代的大都市；均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是社会力量、文化和学术冲撞动荡的中心；几乎是所在区域最富有的世界性商贸城市，都推崇新的大众文化，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天才；这些城市的政策和环境都为天才的移民及财富创造者提供了包容性的空间；等等。
大概正是由于城市与人才及其创新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长期以来，经济地理、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相关研究广泛考察了不同人才群体的集聚现象和影响因素，并日益重视作为一种系统性表征的城市品质对人才集聚的特殊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于拥有高学历并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科技与文化创新人才（以下简称“创新人才”），试图探索该群体在流动与聚集中所表现出的城市品质偏好，其目的并不在于因循讨论人才的流迁格局，而是旨在追问创新人才所偏好的外部环境。在尤为需要原发性、引领性创新的当下，相关探索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一、创新人才的集聚现象与城市品质
在日常语境中，“创新人才”这一表述拥有着丰富的内涵以至于常在应用时有所泛化。它既被代指在科技、文化或产业领域带来重大变革或发展的创业者或创新者（innovators或innovation talents），也被指称那些具有较高创造活力与想象力的理论或作品创构者（creative talents）。就现实而言，创造力是创新的发生基础，创新是创造力的外部表现。因而，为使研究更为聚焦和深入，本研究涉及的“创新人才”更多的是指第二层含义上的高创造力群体。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各类人才总是“用脚投票”，选择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知识经济背景下，伴随人才越来越成为区域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源，吸引和留住人才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并在诸多城市日趋激烈的“抢人大战”中得以显化。故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才群体的区位选择和迁移流动得到了多学科的持续关注和理论解释。概括起来，这些理论主要从市场、社会与人居环境三方面展开分析。如推拉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成本收益和劳动力市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环境与制度因素），新迁移经济理论（强调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经典的舒适度理论（强调自然环境舒适性）等。这些理论对大众人口与一般劳动力集聚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创新人才群体的集聚表现时仍存在不足。实际上，创新人才属于稀缺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环境敏感性和地方滑动性特征，故对该群体的理解需要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视角。
自21世纪初，佛罗里达（Florida）首次使用“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概括需要充分发挥个体创造力的创新型人力资本以来，该群体的区位指向尤其是对城市的偏好备受学界关注。佛罗里达将创意阶层分为“高创造力核心群体”（Super Creative Core）和“创造性职业从业者”（Creative Professionals），前者包含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等成员，后者则覆盖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者；他认为创意阶层通过创意来创造价值，而创新是创意的产品，这种创新既可能是一种思想和理论，也可以是一种技术或商业模式。经过近20年发展，在创意阶层的集聚偏好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城市氛围包容性、城市环境舒适性、城市创意场（creative field）以及地方品质（quality of place）四方面展开。
城市氛围包容性意指高创造力群体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其会被包容、开放且文化多样的城市氛围所吸引。该观点最早见于佛罗里达围绕创意阶层和创新城市建设提出的“3T”假说，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其基本逻辑为包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在包容性的城市氛围当中，人们思想开放、宽容失败，营造了一种鼓励创新创造的外在环境。同时，包容性也使创意群体更容易融入城市获得归属感，并在多样化的文化交融中容易产生新的经验或灵感。
城市环境舒适性最早源自城市舒适度理论对人才流动的解释，主要强调自然、人文、基础设施乃至教育、医疗、消费等舒适物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在解释创意阶层集聚的研究中，格莱泽（Glaeser）在对“3T”假说表达质疑的基础上提出包含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的“3S”假说，强调拥有技能的创造性人才趋向于阳光充足即生活环境优渥的区域。有研究证实，城市舒适物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影响创意人才流入。
城市创意场假说则指出，稳定、可持续的就业体系及创新支持系统是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的核心要素。该假说由城市地理学家斯科特（Scott）在解释区域创意空间的形成机理时首先提出，认为个体、产业部门、专业机构及其沟通渠道构成了创意主体，多者间的直接交流、相互学习和知识流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创新支持与循环网络。相关研究表明，广阔的城市文化环境和创意交往活动表现出了较强的创造性人才吸引力。
地方品质是一个地方吸引创造性人才的独有条件和禀赋，是该地方各方面软、硬条件和竞争力的综合。最早的地方品质思想源于美国学者乌尔曼（Ullman）的便利设施（amenity）假说，后续其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在创意阶层理论提出之后，经历批判性发展和完善，佛罗里达在特瑞普（Trip）地方品质指标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地方品质假说，强调地方品质是一地区别于另一地的、吸引创造性人才的全部资质。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启发性，是试图解释创新时代创意阶层集聚偏好的不同侧面。其中，前两者分别突出了包容性的城市氛围和优越的城市环境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创意场假说则在关联多种要素的前提下强调职业体系的重要性，地方品质假说更是综合了吸引创意人才的所有禀赋。为便于同层次研究对话，本研究使用城市品质概念来指称城市吸引高创造性人力资本集聚的综合资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关于创新人才的界定标准，传统的人力资本研究和城市政策层面通常将其视为“高学历人才”来操作。近年来，国际上对创新人才的界定正在从“精英论”走向“大众论”，即认为创新是人的天性，每个人在特定方面都有可能存在创新性。与之相关，有学者指出创新表现为开展创造性工作、应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复杂问题，故以职业为标准衡量创新人才相比仅以学历为标准效果更优。目前，国外有研究证实了使用职业作为创新人才指标在区域发展核算中的优势。国内也有研究基于现行职业分类，认为我国的创意阶层应涵盖专业技术人员，党派、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事业负责人与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或将创新人才定义为从事信息、金融、科研、教育、文体等行业的超级创意核心人才与从事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等行业的其他专业知识人才，进而展开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科技与文化创新人才的操作性定义界定为在科技与文化相关领域，拥有良好知识基础并处在创造性及问题解决工作岗位的人才群体。具体而言，样本应满足年龄在18~65周岁的一般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所在职业和行业同时满足较高的创造性劳动条件。
研究的基础数据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该年度数据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对我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地级区域内的流入人口其就业与居留等情况，特别是其社会融合情况展开调查，得到有效样本169989个。综合数据可得性和城市代表性，将样本城市限定为第一财经《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共49个，该排行基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城市枢纽性和未来可塑性5维度的城市等级划分已得到现有研究普遍认可。经前述条件筛选，本研究在49个城市的97334条流动人口数据中共得到2580个有效样本。为避免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使用滞后一期即2016年的城市数据表征城市品质。其主要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城市平均气温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地面气象观测历史数据集（月值）》。对于少数城市的个别缺失项采用临近年份数值替代。
（二）变量设置与研究方法
事件史的分析表明，人才迁移是一个多阶段的空间决策过程，人才流入特定城市后，不同的生命事件和环境因素显著影响着人才居留、返乡和再迁移的三元选择行为。这启示我们，城市吸引人才短期和中长期集聚的机制存在差异。故本研究将样本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受调查时于目标城市现时集聚的创新人才（n=2580），二是问卷中反映居留意愿在5年以上或定居的长期集聚的创新人才（n=1765），并将以上两类人才流入城市i的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本研究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检验方法，将两类群体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迁移距离、居留原因上的个体特征和评价数据与城市等级进行交互性分析，以考察人才个体属性层面的选择偏好。
其次，综合考虑经典人口迁移理论和创意阶层理论，结合已有研究，从经济因素、包容性因素、舒适性因素、创新支持因素等城市品质不同维度选取解释变量，具体变量（见表1）说明如下。①经济因素包含城市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反映当地的宏观经济运营状况、收入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②包容性因素包含城市社会包容度和人口多元性，以表征城市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其中社会包容性指标使用CMDS问卷中流入i城市样本对“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一题的得分均值（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③舒适性因素包括城市自然舒适性、教育舒适性、医疗舒适性和交通发达程度，以综合表征城市环境条件与人居生活质量。④创新支持因素包含城市产业高级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可以为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创新互动。为消除数据异方差问题，对离散程度较高的变量取对数处理。
三、创新人才的城市品质偏好特征
（一）基于个体特征与评价的创新人才城市品质偏好
整体上，本研究所涉及的创新人才群体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少数高等级城市集聚了多数创新人才。49个目标城市中，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17.0%，却拥有40.8%的现时集聚创新人才；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39.8%、43.2%，拥有现时集聚创新人才比例则为28.6%、30.6%。三类城市拥有的长期集聚创新人才比例呈类似分布（44.1%、26.5%、29.4%）。
个体异质性可能会导致创新人才群体在流动时产生不同的城市选择偏好。由表2可知，性别方面，不同性别两类创新人才在各等级城市聚集性的整体差异不明显（χ2=4.342、5.916，二者p>0.05）。相对而言，现时集聚情况下，女性在新一线、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占比（58.1%、55.7%、52.8%）均较高；长期集聚情况下，女性在新一线、一线的占比（59.3%、56.7%）进一步提高，而二线城市的男女性别比则更趋近于1∶1。
年龄方面，不同年龄段两类创新人才在各等级城市聚集性差异显著（χ2=113.720、83.168，二者p<0.001），绝大多数创新人才在流动时的年龄均小于50岁。现时集聚情况下，一线城市30~50岁创新人才（64.8%）占优势多数，新一线和二线城市30岁以下创新人才（57.7%、53.7%）占优势多数；长期集聚情况下，一线、二线城市30~50岁创新人才（72.3%、52.6%）占优势多数，新一线城市30岁以下及30~50岁的人才比例则大致相当（49.9%、49.7%）。
受教育程度方面，不同学历两类创新人才在各等级城市聚集性差异显著（χ2=19.694、19.766，二者p<0.001），城市等级越高，拥有的创新人才学历结构水平就越高。在现时集聚和长期集聚两类创新人才中，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拥有的本科学历创新人才比例梯次降低，研究生学历创新人才比例梯次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一线、二线城市长期集聚的研究生学历创新人才比例对比现时集聚均有所提高，而新一线城市该比例则略有降低（-1.9%）。这可能是由于人才学历越高其流动障碍越小，故在长期聚集时高学历创新人才更偏好向头部城市聚集。
迁移距离方面，不同迁移距离两类创新人才在各等级城市聚集性差异显著（χ2=1 057.680、827.975，二者p<0.001），城市等级越高，越能吸引流出地越远的创新人才。在现时集聚和长期集聚两类创新人才中，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拥有迁移距离最远即跨省迁移的创新人才比例梯次降低，拥有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等较近距离迁移的创新人才比例则梯次上升。
结合CMDS问卷中对流动人口居留原因的调查，本研究将选项中“收入水平高”“个人发展空间大”“积累工作经验”视为经济与职业因素，将“城市交通发达、生活方便”“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医疗技术好”视为舒适性因素，将“与本地人结婚”“社会关系网都在本地”“政府管理规范”视为包容性因素，将其余选项视为其他因素，统计了两类创新人才群体基于主观评价的城市品质偏好。（见图1、图2）结果发现，经济与职业因素是各情况下影响创新人才集聚的最主要原因，但随着城市等级的降低，更高比例的创新人才认为其集聚受舒适性及包容性因素影响，更低比例的创新人才认为其集聚受经济与职业因素影响。另外，对比现时集聚，有长期集聚意愿的创新人才认为其受舒适性与包容性因素影响集聚的比例更高，认为其受经济与职业因素影响集聚的比例更低。这表明，创新人才选择的流入城市等级越低、居留时间越长，就越重视城市舒适性和包容性因素的影响，而对经济和职业因素的要求有所降低。
（二）基于客观因素的创新人才城市品质偏好
为探究创新人才“用脚投票”所表现出的城市品质偏好，本研究分别以各城市现时集聚和长期集聚创新人才数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两个负二项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两模型均通过了似然比检验，具有显著意义。回归结果见表3。
1. 城市经济因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性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对经济形势、政策变化最为敏感的变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景气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本维度中，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两类创新人才集聚水平都有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创新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于现时集聚，固定资产投资对创新人才长期集聚的影响优势比有所降低（OR=1.762<2.000，即表3中的exp(B)值），这与前述主观数据结果相一致。此外，人均GDP对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本研究的研究群体特征有关，即创新人才在流动时更为关注流入城市的就业机会与发展潜力，而部分资源型、低端外贸型城市虽然人均GDP较高却不能为其提供高上限的发展空间。
2. 城市包容性因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性影响。城市人口多元性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相比于现时集聚，其对创新人才长期集聚的影响有所降低（OR=1.891<2.329）。此外，本研究使用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来衡量人口多元性，有研究将其视为户籍管制，发现该指标对不同类型人口流动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果。实际上，常住人口比例反映了一个城市拥有税基范围和人口承载力，也从侧面表现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因而对流动障碍较低的创新人才群体集聚而言，其影响更趋于正向。特别地，研究发现社会包容性对创新人才现时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却对该群体长期集聚有较高的正向作用（OR=4.873）。说明创新人才越是期望在当地久居或落户，就越会在意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
3. 城市舒适性因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性影响。城市交通发达程度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且对长期集聚的影响更强（OR=1.223>1.192）；教育舒适性对创新人才现时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显著影响该群体的长期集聚水平。具体而言，发达的交通网络和较强的可达性可以极大降低人才的迁移成本和交流成本，而居留时间越长，创新人才家庭方面的保障特别是子女教育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本研究发现自然舒适性和医疗舒适性对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不高。前者区别于西方结论却与国内现阶段研究相符，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多数城市处于亚热带和温带，短期较小的绝对温差对人才集聚的影响不明显；后者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研究群体的平均年龄较低（31岁），对医疗条件的需求尚未达峰。
4. 城市创新支持因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性影响。城市产业化高级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且长期集聚的创新人才更为看重城市的产业高级化程度（OR=1.978>1.842）。本研究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和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表征城市产业高级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结论表明创新人才并不只为谋求生存而流向经济发展高地，同时也会为了追求发展和创意选择那些创造活力、创新支持水平更高的城市。一方面，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力资本可以为创新提供良好知识资源和交流网络；另一方面，本研究指向的创新人才多与服务业相关，繁荣的第三产业及与之相伴的高层次消费可及性也会显著影响其集聚水平。
四、结论与讨论
多元智能理论之父加德纳（Gardner）在分析20世纪7位高创造力人物（爱因斯坦、毕加索等）的生平之后，描述出这样一幅“可效仿创造”的合成图景：“到了青少年时期，创造性个体不再满足家庭周边的环境，而是去闯荡他们所在领域重大活动中心的城市，并以惊人的速度发现了一群有共同兴趣的同辈人；他们在一起探究问题并常组织起机构，激励每个人去攀登新的创造高峰……”创造缘何在城市发生？城市又如何激发了人才的创新活力？这些议题恐怕关联十分庞杂而远非本研究所能回答。但本研究试图探索的“科技与文化创新人才的城市品质偏好”，或许可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一些逆向的参照。结合前续分析，本研究尝试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规模对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显著，城市层次越高、区域首位度越强就越能吸引到更多、更高学历、来自更远距离的创新人才。研究发现，样本中4个一线城市、15个新一线城市、30个二线城市分别集聚了40.8%、28.6%和30.6%的创新人才；城市拥有的高学历、远距离流动创新人才比例随城市等级梯次降低。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城市是否越大越好还存在争议。但就本研究而论，大城市对创新人才的吸引确实存在马太效应。霍尔曾指出，“大地方和伟大的地方仅一步之遥”，一方面，大城市广泛聚集的多元人口和文化为创造活动提供了持续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与扩张中相伴的复杂问题和变革需求也反向催生着创新创造。当然，如何在城市规模和人的生活质量间保持平衡则决定了城市创新的“黄金时代”能够持续多久。
第二，经济水平、社会包容性、环境舒适性以及创新支持网络等城市品质要素对创新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创新人才在面临城市迁移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城市品质因素，区域经济状况、社会容纳、多元文化、舒适环境与创新条件等均是影响其空间决策的依据。经济因素固然是创新人才流动的重要动因，但创新人才在流入城市所能感受到的海纳百川的社会包容氛围、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活环境和思想碰撞的创新支持网络同样对其集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后几个要素的格外关注，可能也是创新人才群体有别于一般流动人口的显著特征。整体上，创新人才的城市迁移决策是基于其群体特性、预期职业与生活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第三，相比于短期停留，拥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创新人才会更为重视城市包容性和舒适性因素，而对城市经济因素的要求有所降低。前文证实，创新人才居留时间越长，就越会强调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和氛围融入，越重视教育、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实际上，创新人才的长期居留才是其创造力稳定发挥乃至支持城市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对诸多区域、组织而言，让人才扎根生长已经与引才纳智同等甚至更加重要。一如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的总结：“人们一起来到城市生活，但留在那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城市固然可以凭借多种方式吸引人才，但若想留住人才则更需满足他们对文化、环境、社会等方面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他们真正赋予获得感与归属感。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在描摹个体特征对创新人才城市选择的影响时，将若干城市归为一类，没有进行颗粒度较高的匹配分析，可能忽视了个体特质和城市属性间的交互效应；基于CMDS数据，只讨论了49个头部城市的创新人才集聚情况，相关结论无法兼顾全国全域城市创新人才流动的多样与差异。不过，上述讨论似乎亦可至少在两方面对我们有所启发。
第一，城市品质与创新人才间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出于对自主培养杰出人才的强烈需求，学界和现实中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重早期选拔和重特殊培养的倾向。这种倾向的隐含假设是，人才创新主要受个人禀赋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创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行为，人的创造潜质的挖掘和发挥程度取决于环境。透过创新人才偏好的城市品质我们可以推论，一个地区发达的经济水平给予创新人才的不只是良好的物质支持，还包括充满挑战性和前沿问题的职业环境；而区域健全的便利设施和创新网络则为创新人才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性空间；至于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更是为创新人才营造了自由宽松、鼓励探索的文化条件。实际上，这些城市品质助力的不仅是少数人，而更可能是每个人的创新活动。也因此，选拔出的创新人才可能只有少数，但在良好环境中“冒”出来的创新人才却可能有很多。
第二，现实情境中创新人才可能具体所需的环境支持。早在中世纪，一句德国谚语就曾描述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而前文同样证实了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对创新人才的呼声不可谓不高、对人才经济生活条件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也能给予人才一个有工作自主权、心理安全感和工作意义感的创新软环境。特别是对后发型地区或机构来说，其本身就在经济条件和创新支持方面存在劣势，那么通过创造舒适平和的生活条件、开明包容的文化环境留住并培养好已有人才，可能要比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引进人才短期停留更加务实和高效。放眼更长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对创造力和美好生活持有垄断权，但城市乃至大学的创新和发展却可能始终仰赖其对多元文化和探索精神的支持、包容和尊重。
【田家玮，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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